时隔18年 中共为何再推“德治”（组图）

近一段时间，中国高层密集出台多个注力于“道德”的文件，显示其在道德议题上的自我赋责与行动。作为执政者在道德领域的引导在中国有着长远的历史继承，在改革开放之后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继发布《关于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之后，在10月下旬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距离2001年印发类似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经时隔18年。这也显示出中共新领导集体当下对公民道德的新一番重视与行动。

习近平作中共十八大报告时曾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华社）

胡锦涛任期里提出过“八荣八耻”。（AFP）

江泽民任期里提出了“以德治 国”。（AFP）

时隔18年的道德指引

2001年与2019年的两份实施纲要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了两份文件的名称上。两者都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内容，但2019年版多了“新时代”3个字。顾名思义，2019年版是因应当下新的时代形势所作出的一次面向中国公民的道德引导与治理方案。

两个纲要所针对的道德领域的问题相似，如2019年版列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基本框架亦无大的变动，例如“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但2019年版比之2001年版条块状的框架式勾勒，明显更翔实、更明晰，也更具可操作性。例如在学校教育部分，2019年版相关篇幅是2001年版的2倍以上，新提出“把思想品德作为学生核心素养、纳入学业质量标准”，结合“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特点”来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并且在“师德师风”方面有较多要求，提出“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充德”。结合近年频频出现的一些校园霸凌、有违师德的现象，这些指向确实切中时弊。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说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VCG）

毛泽东的文革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都冲破了中国传统道德秩序。（Getty）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也与道德有关。（VCG）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版还特地增加了一个版块，用以阐述“网络空间道德”。提出“加强网上热点话题和突发事件的正确引导、有效引导”，“建立和完善网络行为规范，明确网络是非观念”，“重视个人信息安全，建立完善新技术新应用道德评估制度，维护网络道德秩序”。

基于现实世界又相对超脱于现实世界的互联网空间仍然呈现出一种相对粗放的环境生态。即使对西方国家而言，网络空间的治理也是一个备受争议却也在持续推进的政治议程。中国对本国网络空间的治理与之同理，而其在包括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制度性规范似乎已经走在了西方的前边。

另外，两个版本在执行层面的部署也有较大区别。2001年版所指定的相关机构主要是各级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以及“教育、文化、科技、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党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2019年版所列述相关方面明显更多，包括“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统战、政法、网信、经济、外交、教育、科技、卫生健康、交通运输、民政、文化和旅游、民族宗教、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党政部门”。意外的是，2019年版下发任务单位没有包括宣传系统，将纪检监察机关置于最前，而且给统战、政法、网信等机关单位部署了比较重的职责。显然，对网络空间的道德指引已是中共治国理政的一项系统性工程。

中国人道德体系的转型

在很多人看来，道德确实是一个社会里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然而与法律制度不同，应该是一种约定俗成、比较虚无宽泛的评判标准，不应由政治过多介入。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方面的教训，发展到极致的“存天理，灭人欲”极大地压抑了中国人的天性。

不过在现代社会，已经没必要谈之色变，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在近代百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推倒重来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中共建政后对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完全打碎了中国传统道德秩序。新的道德观也在这一过程里逐渐形成，而且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政治方面的推手。

在中共执政前，国民政府于1934年推出了“新生活运动”。当时的领导人蒋介石将其解释为“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于20世纪60年代再度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得以恢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道德秩序的重建却相对滞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中共很不乐见的个人主义渐成常态。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表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成为改革开放年代以政治引导道德建设的起点。

1997年，中共成立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指导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即“中央文明委”，其负责人很快由政治局委员升格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1年，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官方曾有解读称，以德治国重在“官德”，由此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这被视为“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补充，不过一直有争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

再到2006年，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主要内容是“八荣八耻”，包括“以热爱祖国这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等等。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起新一轮学习风潮。基本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24个字。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内容来看，具有鲜明的道德指引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印迹，也融合了西方泊来的文明理念，契合了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中国国家、社会和公民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经历百余年后，中国人的道德体系已经接近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中国古人管仲曾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已经充盈，更有条件完善社会秩序、提高国民素质。道德观是凝聚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底色，也是中国有别于其他文明、文化的重要一环。2019年10月出台的这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理念和秩序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