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占领澳门之谜：靠贿赂官员占领？还真不是贿赂，而是龙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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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服毒而死，卢镗及柯乔下狱论死的消息传出，闽浙沿海居民必定欢欣鼓舞，额手称庆。因朱纨一死，海禁政策名存实亡，非法贸易应可恢复过来。可是，闽浙沿海的形势，经朱纨的积极作为后，原先有序的共犯结构已被瓦解。在浙海徘徊不去的1290多艘原双屿港的合?船只，可说是无港可泊，贸易已无法正常进行。生活物资的补给完全靠掠夺来维持，他们正等待机会以劫掠来达到经济利益。

朱纨填塞双屿港后，浙海的生态环境也完全改变，船帮领袖李光头已在走马溪事件中被处斩。而许栋则传闻被捕获，第三号人物王直顺利的登上历史的最高峰，成为新的船帮领袖。明代中叶的一场浩劫“倭寇之乱”即将开始。

1、葡萄牙人何以选择澳门？

朱纨已死，而嘉靖皇帝的权威从来不容许挑战。沿海的激烈对抗将无法避兔，这一年七月，原山东巡抚王抒被任命为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漳、泉地方。可是，王直的武装船队“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宁、嘉、湖，以及苏、松至于淮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基本上，王抒并没有办法肃清沿海的动乱。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世宗决定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兼副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并下令“一应兵食，俱听其便宜处分。”这是一次最高的授权，可见明世宗对沿海的形势是十分关心的。

当张经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受命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时，沿海动乱亦漫延至广东地区。这一年的七月“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与此同时，广东正酝酿着海洋政策的重大转变，而澳门就在这一段时间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就在王直全面攻击浙闽之际，明世宗正在处理朱纨在走马溪拘捕的葡萄牙人，关于如何安置被捕的葡萄牙人，中国史料没有交代。但是在克路士的《中国志》中则有较详细的资料留下。

皇帝的圣旨提及∶诸人审阅后，显见葡人已至泉州沿海交易多年，彼等所采取之方式不为合宜，而应往我市场上交易。此乃我诸港之一贯习俗，朕迄今不知此等人为何人，朕现知泉州百姓赴彼等海上之船买卖。由此而知彼等系商人而非海寇，非如上奏之所言，朕不谴责商人之协助葡人，但朕觉察泉州官府失职，因有船只抵我港口。官府应知其是否为商，是否愿付税，若彼等愿付税，应即上报。若彼等已付税，则无需加害，或若将彼等捕获，应报朕得知。朕将下旨将彼等开释，虽则依法抵我港口之船只，需按丈量付税，此等来自远方，无需若此，可任其交易及赴其邻国……阿丰索·德·帕瓦及伯罗·德·塞阿 （这两人是葡人）、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这些是奴隶）犯下杀我舰队士兵之罪，应与卢镗及海道入狱，按国法任其缓死，尚余生的葡人及其奴，共计五十一名。朕命押送广西城，并命该城善视之，因朕习于待人公道，故亦开恩于彼等。

从以上的判决书中，大抵看出明世宗对于商人并不反感，皇帝认定葡萄牙人是商人而非海寇，不过他们到泉州贸易是“不合宜的”,他们“应往我市场上交易，此乃我诸港之一贯习俗。”虽然皇帝没有说哪里是“应往”的市场，但是，人们都知道广州就是可以合法贸易的港口。

由此观之，明世宗对葡萄牙人是有好感的，且愿意以优惠待遇允许葡萄牙人在中国港口贸易，被押到广西城(应即两广提督驻地梧州)的五十一名外籍商人，他们的命运如何？据葡萄牙人说：“那些获释的，不时这个儿，不时那个儿，通过一些中国人的活动，到了葡人的船上，那是在广州城进行交易的葡商用重贿买通中国人，把他们偷运上船。”

由此可见，葡萄牙人又被允许到广州贸易。事实上，葡萄牙人自双屿走马事件发生后，已经不敢到闽、浙沿海贸易。

郑舜功在《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中提及：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佛郎机国夷船来泊广东海上，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周鸾每以小舟诱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佛郎机国夷人诱引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夷同市广东卖麻街。”

汪柏允许葡萄牙人入广州贸易，当然是因应了明世宗处理葡萄牙人的态度而作出的权宜做法，还有是朝廷对放宽海禁的共识。

原来自朱纨获罪之后，沿海掀起的不稳定状况已迫使朝廷积极的面对海商问题。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由浙江御史董威首先提出“请宽海禁”的奏疏，明世宗把这议题交兵部讨论，同年的五月，明世宗又下令都察院勘议给事中题奏“将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尽许开通，番照常抽税，以资国用。中间如有益无害，亦要详议酌处，事体停安，使无后虞等。”

由此可见，形势的转变使广东官员更弹性的处理来华贸易的外国人，特别是从浙、闽回流广东贸易的葡萄牙人。从“倭夷扮作佛郎机夷”入城买卖，可以证明广东官员已视葡萄牙人为可信任的商人，也间接说明被拘押的葡萄牙人为什么能通过贿赂离开监狱。

此时的海道副使汪柏正面临强大的内外压力，如何维持广东的对外贸易而又能防范倭寇的入侵，特别是广州的安全问题等等。在这样的情势下，为确保广州的安全，葡萄牙人的船不可能再被允许到广州来，新的贸易安排必然出现，因此，在广东一个新的贸易中心澳门，正默默地建构中。

2、葡萄牙人靠贿赂占领澳门？

关于澳门(濠镜)登上历史舞台，一般都以汪柏受贿开始。

《广东通志》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简贿，许之。”

谴责汪柏收贿是万历时官僚们炮制出来的神话，目的是把葡萄牙人在澳门生根的责任推在他身上。

原本葡萄牙人是湾泊在浪白澳贸易的，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一文中说：

“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命搭篷栖息，待舶出洋即撤去，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

1553年之前葡萄牙人除了在浪白澳贸易外，还在上川岛进行贸易。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最先来华的圣方济各神父沙勿略，就是在1552年八月乘坐圣克罗切号从日本抵达上川岛，据费赖之的研究：

当时中国禁与葡萄牙人通商，葡萄牙人只能与华人私相贸易，广东官吏有利可图，视若无睹。中国船舶载土货至上川，以易欧洲船舶所载之货物而归……（十月）诸葡萄牙船贸易已毕，次第离上川去，仅圣克罗切号留待十一月始行，约期既届，所约之华商不至，由是进至广东沿岸之希望完全断绝。最后，沙勿略患病救治不及，于十二月死于上川岛。

显然，沙勿略企图通过当地华舶偷渡入中国，后因约定的华商爽约而病死上川岛。当时(1552)葡萄牙商人仍可到广州买卖，但是传教士是被拒绝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葡萄牙人在外洋的浪白澳或上川岛进行的贸易，是临时性质的海澳贸易。应该这样说，自双屿走马事件后葡萄牙人又陆续回到广州贸易，当时的贸易形态与正德时期海口贸易制度差不多；即船抵口岸，等候广州市舶官员检查及抽分，才可与中国商人贸易，问题是浪白、上川距广州有一段海程，且官僚们效率差，又因此引发出其他问题。

3、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真相是——龙涎香

这里还有一转折，使广东官僚特别是海道副使汪柏，找到借口而不必背负起政治责任。那就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托言“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并“愿输岁饷，求于近处泊船。”

并向镇守在香山澳的王绰请求代转，最后海道副使汪柏允许他们登上濠镜澳贸易。自此葡萄牙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如果汪柏没有充分的授权，他根本不可能让葡萄牙人在濠镜澳登岸。

因为这里太接近广州军政重地。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所谓“贡物”究有何含义?佛郎机与明朝无宗藩关系亦即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那就没有“贡物”的问题。但是，葡萄牙人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的“贡物”，那就是龙涎香。这种物质“和香一起焚之，翠烟袅空不散。”

当时明世宗沉迷道教斋醮仪式，极需龙涎香焚烧起来，轻烟袅袅的神仙意境。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明世宗因缺龙涎香而指责尚书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为急，有无上心，岂人臣耶?即合多方买进。”

原来，皇帝已下旨购买龙涎香有好几年了，可是一直未有上进。

户部尚书孙应奎奏说：

“近已遣官檄守，趣抚按各官市进，如仍怠缓者，臣等指名参究。”同年六月，明世宗又追问户部市龙涎香的事，倘书孙应奎上言：“已严行各抚按官访，·遣官十五人，勒期催取耳。”

由此可见，购买龙涎香已成朝廷大事，不过，照当时的沿海情势，购买龙涎香的责任必然落在广东官僚身上。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广东当局集议悬价每斤银一千二百两，可是仅访买得十一两上进，而广州监狱中的葡萄牙人囚犯“马那别的贮有一两三钱，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继上六两白褐色……寻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两二钱五分。”

可见，龙涎香的供应基本掌握在葡萄牙商人手中，这情况广东官僚应是清楚的。皇帝所急需的“龙涎香”就成写中葡和解的媒介物。

据葡萄牙人的资料，中葡之间在1552年有一次谈判，但是没有签定相关的书面协议。消息是由谈判人苏萨在1556年向路易士亲王写信中透露出来，他说：

在1552年曾与广东海道谈判贸易之事，他们终于同我们达成和解，建议我们按习惯交纳货税……这可以说是葡萄牙人为入华通商第一次取得皇帝的默许。”

中国这边并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不过，这一年底一名被监禁的葡萄牙人逃抵上川岛：在1553年初，又有一名葡萄牙人逃抵上川岛。如果不是广东官僚有意放行，他们又怎可能逃出来呢?

接下来就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借“水湿贡物”登上澳门，从此定居下来。明世宗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再次向户部下诏访买龙涎香事，他说：

“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且备查所産之处,具奏取用。户部请遣官驰至福建、广东会同原委官于沿海地区番船可通之地,多方访买，误期治罪，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取,急于星火。"

很清楚,当时福建正遭遇倭寇的激烈侵袭,根本没有番舶前来贸易,而葡萄牙人自走马溪事件后,已退回广东地区贸易,因此寻找龙涎香的继续供应,只有落在广东官僚身上。

这和葡萄牙人登上澳门等一连串的事件是一致的,有人在背后操纵，为的是龙涎香的买卖。这也是最好的借口及机会,让广东官员发挥创意建构新机制来控制对外贸易的利权与海防。

汪柏当然是新设计的灵魂人物,他因势利导的让葡萄牙人从浪白澳、上川岛移近澳门贸易,一方面可以应付朝廷对龙涎香的苛索需求,一方面就地管治外贸完全掌控抽分利权。

海道副使汪柏,更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设立了“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以便管理与葡萄牙人的贸易,间接把非法的游鱼洲海商排除掉,可真是一举数得,解决了三十多年来佛郎机人来中国贸易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葡萄牙人在1553年登上澳门及在1554年被允许到广州贸易并照例抽分等事,完全不是汪柏个人贪贿的行为,而是广州当局的共识。不过，当时广东当局只把澳门视为海口贸易的其中一澳。

正德时,澳门就是番舶湾泊的贸易澳,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

“或湾泊新会、奇潭、香山、浪白、濠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本来濠镜澳，向为诸夷贸易之所,来则寮,去则卸,无虞也。”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因为“海道利其饷,自浪白外洋议移入内,历年来渐成雄窟,列尘市贩,不下十余国。”

从1553-1559 ,葡萄牙人“借地晾晒”到“来则寮,去则卸”以至“列尘市贩”是澳门开埠的历程。

4、葡萄牙人什么时候正式定居澳门?

葡萄牙史料都说是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一般学者认为1557年是葡萄牙人从浪白迁居澳门的年份。不过,窃以为葡萄牙人在1557年从浪白移居澳门是葡萄牙人希望更靠近广州进行贸易的愿望,当时并未得到正式的允许。

葡萄牙人能够合法定居澳门的关键年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这又与沿海倭寇的动乱有关。由于倭寇侵扰浙、闽并蔓延至广东,沿海都处于风声鹤唳之中,特别是闽、粤交界的南澳更成为贼窝,间接对广州构成极大压力。这一年便因“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广州。"这一决策是由广东监察御史潘季驯提出,其实是“禁止佛郎机夷登陆至省,惟容海市。”

他不是针对葡萄牙人,而是为了防范倭寇潜入广州而有此措施,否则“海市”也不会准许。事实上,当时日本人“鲜有从商者，多从佛郎机之船,来市广东海上。”由此可见,葡萄牙人已开始取代沿海华商,建立起中日贸易的中介地位。

事实上,葡萄牙人在双屿港活动期间,已建立起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现在沿海走私商人都被界定为倭寇，只有葡萄牙人是商人,因此他们如能寻找一处对华贸易基地,便可以发挥本来处于优势的的航运功能,成为中日贸易的中介商。

葡萄牙人既不能到广州贸易,当然就回到临时性的澳门来贸易,这间接提供了一时空背景让葡萄牙人有借口在澳门定居下来。

郑舜功在《日本一鉴》就很清楚的指出:

今年(1559)佛郎机号称海王者,官市广东龙崖门,得闻三洲有船私市,谓减己利而乃牵入龙崖,与之伢市而去。称海王者,盖屋居止龙崖门，民厌其祸，官怀隐忧，遣官驱逐，恬然不惧,此患积至十年矣。"

龙崖门在香山海滨,“即是澳门地方。当时,葡萄牙在这里“官市”,所谓“官市”即潘季驯所说的“海市”,就是经中国官员抽分后的合法买卖行为，而葡萄牙人又以优惠价格邀集私市的海商到澳门贸易。由于澳门有生意可做,而官僚则以怀柔及权宜之策来笼络葡萄牙人,他们便开始在澳门盖房子。

本来是“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数矣。"

随着澳门贸易的加强,“诸澳俱废”已为事实。也就是说从成化弘治以来的湾泊有定所的广州海口贸易已完成历史任务,新的贸易模式在形成中,那就是澳门一澳贸易港的出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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