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儿到国防军教官：半犹太混血代理下士赫尔穆特·克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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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岁的赫尔穆特·克普（Helmuth Kopp）已经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肌肉发达的双臂让很多年轻人看了都自叹弗如，这是战争给他留下的印记。在老伴去世之后，克普没有续弦，过着独居生活。虽然非常怀念老伴，但这并不影响他以乐观的心态来过好余生的每一天。谈到兴起，老爷子总会哈哈大笑，频频点头，眼中又闪现起了光芒。作为一名经历非常特别的二战德国老兵，克普很乐意把他的一生公之于众，他不希望以后再有人像他这样经受种种没有必要的磨难了。

克普是1922年生人，来自东普鲁士的因斯特堡（Insterburg），母亲海伦娜（Helene）是犹太人，父亲威廉（Wilhelm）是基督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威廉曾经参加过一战，复员后开始经商。据克普回忆，他的父亲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却不怎么虔诚，不到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他是不会去教堂的。随着小克普慢慢长大，母亲那边的亲戚说他应该成为一名犹太人，而父亲那边的亲戚却想让他信基督，信仰问题让他越来越纠结了。

在小克普只有3岁的时候，海伦娜突然病逝了，而威廉又十分不靠谱，根本不想继续管孩子。两个信仰不同的家族为孩子的抚养问题展开了争夺，海伦娜家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犹太家族，哪个亲戚都无法容忍家族晚辈中突然蹦出几个基督徒。而威廉家则认为，这些孩子是基督徒的孩子，不管他们已经咽气的妈妈信仰如何，这些孩子都必须得信基督。昔日的亲家为此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判决5名孩子中“长得比较雅利安”的两个女孩跟爷爷奶奶走，其余3个“看起来不太雅利安”的去外公外婆家。

年幼的克普在母亲的坟墓前。

虽然克普被判给了外公外婆，但他很多时候还是呆在父亲家。1927年的时候，威廉再婚了，他把5岁的小克普送到了姨妈家。到了上学的年纪，姨妈把他送进了西格蒙德斯霍夫（Siegmundshof）的犹太学校。按照教律，犹太教信徒是不可以吃猪肉的，但每当克普回爸爸家过周末的时候，他爸爸总是稀里糊涂地让他带着猪肉香肠去学校当午餐吃，这让他没少在学校里招惹麻烦，好在老师们总有办法为他和平解决。

再婚之后头一年，后妈对这几个孩子还算不错，但后来就逐渐丧失了耐心，露出了另外一副嘴脸。亲爹做得更绝，他干脆就对亲生骨肉不闻不问。在“爸爸不要你了”之后，克普和自己的几个姐妹也断了联系，原生家庭就此解体。后来好歹是联系上了一个姐姐，但她已经被带到巴勒斯坦去了。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再次被迫中断。

这些都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在母亲娘家那边，克普也活得很不自在，除了难以适应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外，血统也是大问题——那时候的犹太人对他这样的混血儿抱有歧视心理，认为他们不够纯洁，不配做“上帝的选民”。外公对女儿的婚姻悲剧一直耿耿于怀，他把气都撒在了这个倒霉的混血外孙上面。一旦淘气的小克普犯了错，脾气暴躁的外公就会拿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一边抽还一边骂他“小杂种”，外婆怎么劝都劝不住，有时候会抽得他第二天都没法上学。

“老爷子，别抽了，这是你亲外孙呐！”

“可拉倒吧，这他妈是威廉家的小杂种！”

30年代初，姨妈和姨父打算带着外公外婆移民到巴勒斯坦，去投奔那里的两个舅舅。克普本来指望着他们能带他一起走，结果却被姨妈送进了柏林犹太教会的孤儿院（这边的骚操作也是服了）。

为了能进入犹太教孤儿院，已经12岁的克普被迫接受了割礼，其间痛苦不必多言，男人都懂。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克普只能拄着拐杖走路。

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越来越严，姨妈和外公他们最终没能移民成功，他们也不愿意再管克普了，克普又在孤儿院里呆了三年。

1937年夏天，由于无法忍受其他孤儿和老师的欺凌，克普从孤儿院中“越狱”，东躲西藏逃避警察追捕。

1939年，克普的父亲也去世了，他的“雅利安亲戚”们不肯收留他，母亲娘家那边的犹太人更是指望不上。于是，在1940年秋天，克普只能选择投奔军营。和其他的国防军志愿兵一样，在入役之前，克普先在帝国劳役团（Reichsarbeitsdienst）的桥梁建筑工地上劳动了差不多一年。1941年10月，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德国国防军列兵。

在报名的时候，克普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尽管希特勒曾经在1940年4月发布过禁令，禁止“半犹太人”在德军服役。但对于他来说，成为军人还是最为安全的一条出路，只要能够瞒天过海，就可以一直混下去。

在军队服役期间，军医们有时候会让士兵们排成一队脱下裤子，检查他们是否感染了性病，这样一来，按照犹太教律做过割礼的克普就很有可能会暴露身份。当被问及为何要“切了”的时候，克普总是会回答：“小时候发了炎，所以就切了”——事实证明，战友们和军医根本就懒得追究这点“鸡巴事情”，战友们有时候还会拿他的“犹太鸡巴”开玩笑。到后来，克普和军医已经混熟了，一到“卫生检查”的时候，军医走到他那儿，还会主动调侃他：

“切鸡儿犹太哥又来啦？”

经过上色处理的就是新兵训练期间的克普（由北京白鹰二战重现俱乐部成员毕蓝上色，特此鸣谢）。后来打仗的时候，他本来有机会获得战伤章，但他怕军方会深挖他的档案，导致犹太血统曝光，于是就没有申请。

在上战场之前，血气方刚的克普有空时候该谈恋爱就谈恋爱，该洗头就洗头，什么都没耽误，无论小姐姐们问什么奇葩问题，他都能够对答如流。1942年，完成训练的克普被分配到第257步兵师下属第257坦克歼击营，成为了一名自行反坦克炮驾驶员（具体型号不得而知）。1942年4-7月间，他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当他的车组取得了第24个坦克击毁记录之后，他们就懒得继续统计下去了。

克普的自行反坦克炮曾被击中多次，但从来没有被击穿过，他的一些兄弟车组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一次，旁边的另一辆自行反坦克炮装甲被苏军炮火洞穿，燃起熊熊烈火，战友们的惨叫声在耳机中回荡不绝。大火熄灭之后，克普他们凑上前去，目睹了战友们凄惨的死状，昔日的好兄弟都变成了横陈在残骸当中的一具具焦尸。

“当我看到战友们的尸体的时候，我总会想，我可不要变成这副模样，这是降临在别人身上的厄运。”

在经历过死亡之后，克普对纳粹当局产生了憎恶情绪。士兵们要把生命奉献给元首，那么对于他这种被迫参军的“半犹太人”而言，这是否是一种变相的死刑？

经过4个月的恶战，第257坦克歼击营的作战装备已经折损过半，部队被从前线撤下，送回法国布雷斯特休整。

从时间上推算，克普在第257坦克歼击营开过的可能是这两种“黄鼠狼”之一，但并没有找到确切的配发记录。

在法国的休整生活就是“喝喝红酒，撩撩妹子”，还有进行反坦克近战训练，也就是学习如何用集束手榴弹一类的东西消灭坦克。这是步兵师下属反坦克单位官兵的必修课，他们是步兵的保护神，就算失去了战车，也要想方设法敲掉攻进阵地的苏军坦克。

在训练的时候，教官要求克普他们深挖散兵坑，躲藏在里面。当苏军坦克从散兵坑上面经过的时候，就把磁性反坦克雷贴到坦克底部，从而摧毁它们。用来训练的坦克一般都只是象征性地扭上几下就继续往前开了，可真正的苏军坦克却并不会这样，它们会不厌其烦地碾来碾去，直到把散兵坑压垮，把里面的人碾成肉饼，被碾的人除了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什么都做不了。

正在练习使用磁性反坦克雷的德军士兵。

1942年11月，克普被调到第61步兵师的反坦克营，这支部队的防线在列宁格勒郊外皇村附近。新部队的战友们都非常依赖他，他们只要一发现坦克的踪迹，就会扯着嗓子喊：“快叫咱们的反坦克专家过来！”1943年3月，克普所在的连移防到施吕瑟尔堡（Schlüsselburg，一个德式的俄国地名）防备苏军突围。一天，克普的一位战友受了伤，被困在无人区，无法返回阵地。克普发现情况之后，自告奋勇要去救回战友，但遭到了长官的阻止。于是克普直接跃出战壕，跑向那位战友，把他拖了回来。事后，克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还被提升为代理下士。

“如果换成我躺在那里，我想别的战友也会伸出援手。战场上凝聚的战友情谊最为可贵。”克普后来这样说。其实不光是克普，其他在国防军服役的“半犹太人”也得到了同袍们一视同仁的待遇，荒谬的血统论在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面前不堪一击。

国防军第61步兵师的师徽，这支部队在列宁格勒一直驻防到1944年1月。

在北线作战期间，克普曾经目睹过两次处决游击队员的场面，其中一次，德军用绞刑方式同时处决了10个被俘的游击队员，在亲眼看着这些人在绳索之下挣扎，然后渐渐没了声息之后。克普刚开始觉得他们很可怜，但转念一想，如果是他被游击队员抓住了，那么被吊死的就是他了——德军认为游击队不属于正规作战人员，可以在逮捕之后直接处决，苏联游击队也对此心知肚明。为了报复，他们也会虐杀被俘的德军，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一次次击穿人性下限。

除了惨绝人寰的游击战与反游击战之外，两支正规军对垒的战场上也是恶心异常。克普曾经形容积尸遍地的战场“弥漫着一股介乎死鱼和烂水果之间的怪味儿”，只要从尸堆中经过，这味道就会粘在衣服上和靴子上挥之不去。除此之外，天天看着一堆慢慢腐烂的尸体也绝对是一种高强度的精神折磨，在那里腐烂的弄不好还会有你的好朋友呢。这些在和平年代难以想象的事情，对于克普他们这样的前线士兵而言，就是必须要经历的日常。

1943年6月，克普由于患上了“战壕足”被送往后方治疗，病愈后来到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的预备反坦克营待命。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之后，他被调往陆军最高统帅部充当司机，开车接送各位高官。这是一份清闲的工作，在完成接送任务之后，这个“半犹太人”有大把的时间来对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进行“血统污染”。在不遗余力地“污染”了五个月之后，克普又被调到一处军事监狱当看守。

战壕足病因足部长期浸泡在战壕中污秽冰冷的积水中而引起，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刚回到前线没多久，克普就又病倒了，这一次他被送进了帕德博恩（Paderborn）的军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的院，康复之后还是去萨尔布吕肯待命。

1944年2月，上级指派克普到诺伊海默（Neuhammer）第一掷弹兵团担任教官（诺伊海默师是一支影子部队，其人员后来被补充到第34步兵师），随部队一起开赴罗马尼亚作战。在匈牙利的一座火车站停车的时候，克普看到一个犹太劳工正在殴打另外一个犹太劳工，看不下去的克普走过去制止：

“你干嘛揍他？”

打人的那个劳工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我是工头，这小子不干活。要是都像他这个德行，被发现了我们都得死。”

听罢，克普警告工头，要是看见他再打人，那么就直接把他崩了，然后回到了战友那里。战友们都很奇怪，为何克普要护着一个犹太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应该受到虐待。

克普的团后来在雅西（Jassy）作战，没过多久就陷入了苏军的包围之中，损失惨重，最终被苏军逼到普鲁特河畔（Prut）。在投降之后，克普在苏联又经历了两年的战俘生涯，1946年获释回国。其实，那时候的克普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了，唯一支持他继续战斗的只有恐惧——恐惧被抓，也恐惧再失去战友，然而，当放下武器投降的那一刻，克普反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德军服役期间，克普曾经对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行为有所耳闻，他的姨妈和姨父也遭到了杀害。然而，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加入德国国防军时，克普这样回答：

“我有得选吗？除了进军队就是进集中营，在军队起码还能为活下来而战斗。我要是进了集中营，那我可能早就没了，能捡条命回来我可真高兴啊……”

另一位“半犹太人” 维尔纳·戈德堡（Werner Goldberg ）还成为了全军的“模范士兵”，他的这张照片一度密集出现在第三帝国的各大报刊和德军的征兵广告上，俨然顶流男神。1940年4月，由于希特勒的禁令，戈德堡被迫退役，回到了自己工作的服装厂当经理。他凭借自己的关系，为服装厂争取到了许多军用制服订单。

战争结束之后，克普想要移民到南美洲。当时，很多二战德国老兵也去了那里，当中不乏死硬纳粹分子。为了和他们划清界限，在战争中经历太多无常，已经不再相信上帝的克普只好熟背祷文，假装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

柏林的一位拉比在哥伦比亚有些关系，为了移民，克普去找他帮忙。当拉比得知克普曾经在国防军服役多年之后，就一个劲地认为他一定“双手沾满了犹太同胞的鲜血”，无论克普怎么解释，那位死脑筋的拉比就是不听。

克普最终被激怒了：

“就因为我当过兵，你就觉得我和犹太人不共戴天，去你大爷的吧！“克普说完就摔门而去。

随后，克普又向母亲的娘家人们求援，但得到的回应令人心寒：

“你为希特勒打过仗！”

“你个杂种干嘛要和纳粹去混？”

“你他妈还不如烂在集中营里！”

另一个德军“半犹太人”官兵的代表人物，空军元帅米尔希，这位在战后甚至还被认定为战犯。

心凉透了的克普留在柏林做生意，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虽然生活美满，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克普不是梦见在打仗，就是梦见盖世太保在追杀他，然后就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冷汗湿透。

在经历过这么多难以想象的糟糕事情之后，克普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将它们一件件娓娓道来，至少他不用再操心那些操蛋的家人怎么看待他，也不用再担心会在战场上慢慢腐烂了。

“我之所以要讲讲我的一生，是希望万一大家再碰上希特勒这号王八蛋的时候，我的故事可以提醒大家应该做些什么。“克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