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我就变个法，怎么就错了呢？

公元1069年3月22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认可下，担任了参知政事，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

然而，如我们所知，这个变法最终成为中国失败的变法运动之一，不仅如此，王安石本人也因为变法失败，屡受质疑，比如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他的才干最受质疑，作为历代变法的一员，也偏给他冠上“亡国罪人”的罪名，究竟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年轻时，因极其聪颖，受到欧阳修与曾巩的赏识，他本应是科举考试的状元郎，只可惜文中引用了《尚书》的“孺子其朋”，似用以上告下的姿态来“指导”皇帝，引起宋仁宗的不满，于是将名次降为第四。这足见王安石的才华与性格特点。

王安石踏上仕途后，由于天生的骄矜与清高，不愿在名利场上争权夺利，因此只愿担任地方官。

不过，也是因为待过“基层”，让王安石逐渐拥有改革的抱负。

首先，王安石获得经济改革的经验。在知鄞县、常州时，他都进行了水利改革，前者意外获得了成功，后者因对当地环境与人力的情况缺乏体察而失败。

其次，王安石曾任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的地方官，见识民间疾苦，向宋仁宗进献“万言书”，提出国家应当立法整顿财政问题。

然而，光是胸有抱负，不足以引起他人注意，还需要有人帮忙“牵线”，才能受到皇帝的信任，而这个“牵线人”，就是吕公著与韩维。

吕公著，宋神宗时的翰林学士，经常在政坛上赞美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注意。而韩维，也是宋神宗身边的近臣，当神宗还是太子时，他就担任东宫的记室参军，经常向神宗转述好友王安石的政见。

因此，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便获得宋神宗的欣赏，更成为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主持变法革新，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王安石

任何一项变法，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比如商鞅变法及张居正变法，王安石变法亦不例外。

他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打响变法的第一枪。当时，“中书省”是掌管军事要员的决策机构，底下掌握军政、经济的有关部门，是“户部司”、“度支司”与“盐铁司”，统称为“三司”。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司”，是为了更方便地开展变法，整饬国家经济。

此后，王安石在经济上，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与市易法；在军事上，设置了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与军器监法。此外，王安石也注意到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太学三舍法与贡举法。如此多的新法，显示出变法的决心，要使宋朝的各个方面都焕然一新。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惨遭失败，甚至被朱熹、朱元璋、康熙等人大力谴责，给他贴上“亡国罪人”的标签。

宋神宗

从变法功臣到亡国罪臣

首先，在个人性格上，王安石有两个劣势。

第一，他性格急躁，在新法的研究和准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推行，反而扰乱了民生生活，比如他提出的均输法，主张由官方督运物资，避免商人囤积，但却影响了商人获利，遭到范纯仁、苏轼兄弟的反对。

第二，王安石刚愎自用，众叛亲离，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家如欧阳修、苏东坡、韩琦、司马光等人，多少都受到他的打压，被神宗罢黜，反而让奸佞之人活跃于政治舞台，这些人又各怀己私，引发内乱。

其次，在理学思想浸淫的时代中，读书人很容易引发“意气之争”。一向拒绝名利的王安石，被推到了思想争论的风口浪尖上，“新旧党争”相应而生，“变法”成为党争的工具，使得朝廷四分五裂，延续至北宋灭亡。这与唐代牛李党争的起因有所不同，但党争一旦爆发，朝局便不再稳定，如牛李党争延续四十年后，唐代亦走向衰亡。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有着济世的理想，最终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变法的失败，给历史留下了极度惨痛的教训，后世的我们可以适当借鉴，为社会带来更多福祉，并且明白，很多制度的提出，一定要注意因势而就。

历代评价

“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

──杨慎《丹铅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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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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