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制腰带功能历史演化：由实用性转向身份表征之发展

带扣的出现并以其活动扣舌所产生的扣结便利性、实用性，迅速取胜了带钩并改变了腰带束系的方式。不过真正让带扣与革带连成一体确实发挥其功能，并过渡到蹀躞式套装腰带具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应该归功于活页转轴和金属铆接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图一），这两种工法将带扣、銙块、銙尾和附环紧牢的连结，促使套装腰带具的实用功能性大幅的向上提升。

当腰带具在实用功能充足之后，相对的也逐渐关注于身份表征功能上的需求和发展。腰带具的身份表征功能在唐代以前，基本上系以材质的种类为指标，纹饰并非此阶段关注的重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河北定县北魏石函出土的南北朝式银带具（图二）、西安咸阳北周若干云墓出土八环蹀躞玉带、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由31构件完整组装完成的鎏金铜腰带具、隋敦煌太守姬威墓出土玉带具（残件）、2013年在扬州市新出土属于隋炀帝陪葬的十三环蹀躞玉带等（图三），

观察到其使用金、银、玉等具有价值性和稀有性的材质，作为腰带具装饰和身份彰显的趋势，此际；这种类形腰带具在实务上仍侷限于帝王所有，帝王以外持有者的身份规范尚未成为定制，但是；明显已经刻意的和身份关系划上程度性的等号！

至于纹饰方面；这四副南北朝以后到唐代以前，相当具有指标意义的蹀躞式套装腰带具，除了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的鎏金铜腰带具，在构件上系碾琢以兽面纹饰之外，其他都是光素无纹的样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进入唐代之后，纹饰的设计才充足的列入腰带具装饰的行列（图四），进而积极扩展其灿烂辉煌的多样面貌！

在上述腰带具功能性转化的探讨过程当中，出现两种较为特殊的现象，特予以提出而一并讨论。

同一墓葬中并存带钩和套装腰带具

带钩和套装腰带具并存的状态，甚少出现于南北朝以前的墓葬，其后则多有零散出土纪录，关于其分布情形及出土内容则以表列方式说明。

魏、晋、南北朝带钩、套装腰带具并出同一墓葬统计：

2004年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M1墓（未受盗扰）

墓主身份：校尉孙秋（孙吴中晚期、公元222-280）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页4-15。

1984年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被盗扰）

墓主身份：不详（东汉晚期─西晋、西元265-316）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页430-438。

1991年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

墓主身份：镇南将军刘宏（西晋、公元265-316）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页1-12。

2003年山东临沂洗砚池晋M1墓（被盗扰）

墓主身份：不详（西晋晚期─东晋早期、公元265-420）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页4-37。

1984年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

墓主身份：镇南将军刘宏（十六国─前燕、公元337-370）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第11期，页1-12。

1965年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M1墓（被破坏）

墓主身份：不详（十六国─北燕、公元409-436）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页2-1。

1965年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1号墓（被盗扰）

墓主身份：范阳公冯素弗（十六国─北燕、公元409-436）

出图内容：

鎏金铜带钩1件（缺图）

资料来源：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页2-19。

1978年北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北燕八宝村1号墓）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朝阳地区博物馆，〈北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页915-929。

1954年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被破坏）

墓主身份：隋大业6年（公元610年）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页4-7。

由表列的内容中可以发现：此一阶段的带钩在材质使用上，除了传统的玉料之外，金、鎏金、银、青铜等均多样并陈；但在套装腰带具上却呈现金属材质独领风骚的样态，其出土位置亦多数集中在长城以北及东北地区，可见北方草原民族将嗜爱金属材质的习性，也一并置入套装腰带具的制作上，其明显异于华夏中原地区器物惯用的材质。

不过；表列墓葬多数已经被盗扰或遭其它破坏，导致墓葬中墓主遗骸多已无存，仅山东临沂洗砚池晋M1墓主尸骨尚存，但其铜带钩及铜带扣散置于尸骨腰部、髋部附近，难以辨识两者用途是否一致。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之出土报告虽推测，已残之鎏金铜带钩可能非实用品，不过；其墓盖在农民挖土时就遭打开，墓内文物也一并被清出，尸身亦仅存大腿骨，这些状况对于文物功用的辨识均具有一定之难度。

据此，在这种考古出土现场难以回复的状态之下，带钩及腰带具的功用实在无从依据其置放于尸骨的位置进行辨识，但是，带钩和套装腰带具构件为何并存于同一墓葬的特殊现象，还是对其时代功能的演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其中是否隐含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使用和功能上，发生重叠与过渡的现象？非常值得继续深入追踪和研究。

参考文献：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第8期（1959）王小迎、束家平，〈扬州发现隋故炀帝及夫人墓〉，《大众考古》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1998），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第11期（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