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救国，死于党争：夹缝求生的洋务中兴

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呈现出“中兴”气象，恰逢同治、光绪两朝，因而也常被称之为“同光中兴”。洋务运动成为了“中兴”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洋务运动在实施的过程中屡陷困境，局限性明显。

洋务运动饱受后世史家诟病者，源于其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蒋廷黻所言：“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每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尽管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逐渐深入，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对整个改革事业做通盘的规划。京师同文馆从属于总理衙门，上海广方言馆和翻译馆从属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从属于福州船政局。同一时期，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尽管时代相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改革事业。明治维新是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而推动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只是清朝政府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明治维新是一个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学术、技术、文化、教育所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而洋务运动仅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明治维新与民众联系紧密，在政府与人民相互作用、渗透中得以发展，而洋务运动与民众的直接关系甚小。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日两国改革事业的高下优劣。

抛开改革理念的固有缺陷不谈，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洋务运动的失误也显而易见。如洋务派开办的各类企业，管理方式落后，效率低下。那些采用官督商办模式的企业，其产权界定也十分模糊，官场不良习气难以避免，还时常引发官商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唐廷枢、徐润任职招商局期间，在人员任命上常常任人唯亲，擅自挪用招商局公款，遭到盛宣怀的弹劾，纷纷去职。事实上，盛宣怀也时常因“滥用滥支”、“钻营私利”、“侵吞公款，剥削商民”而屡遭弹劾。清朝政府官场腐败的风气无孔不入，而热心洋务的各界人士又因种种利益冲突而不能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留美幼童事业的夭折，就暗含着复杂的内部权力争斗。洋务派内部的权力之争，也是洋务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

由于洋务派官员对西方了解程度有限，所以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依赖外国人。许多受聘而来的外国专家具备良好的素养和技术专长，洋务派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也时常会上当受骗。许多购自外国的机器、原料和燃料，由于外国人以次充好，以至于价格昂贵，弊端丛生，浪费惊人，腐败严重。清朝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曾从英国购买了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在海军任职的一位洋员发现其质量存在问题，明言这两艘船是“骗人的东西”。事后证明，此言非虚。李鸿章创办金陵制造局后，交由英国人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督办造炮。但此人的专业实为医生，所制产品质量低劣，时常发生爆炸事故。

除了洋务派自身的失误，洋务运动无法顺利、深入开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常受到国内保守派官僚的阻挠与破坏。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与保守派曾展开多次激烈争论。

如1866—1867年就曾围绕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之事发生过争论。奕基于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的认识，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为教习，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和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发难，大学士倭仁随后批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不得不奋力反击：“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一时间，双方各不相让。由于洋务派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奕等人的建议最终得以采纳并实行。不过，由于保守派官僚的阻挠，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并不顺利，勉强从72名应试者中录取30人。半年后又淘汰20名学生，仅剩10人，被并入英、法、俄三馆学习外文。

继同文馆风波之后，又发生关于铁路修建问题的争论。1880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两条铁路，一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达北京。他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刘铭传的提议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指斥铁路有“三大弊”，一是洋人可乘铁路到处往来，引来祸端；二是毁坏田亩、房屋、坟墓、桥梁，滋扰民间；三是劳民伤财，增加国家负担。原驻英副使刘锡鸿甚至提出了不能修造铁路的25条意见。在保守派官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朝政府否定了刘铭传的提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便利开平煤矿所产煤炭的运输，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在李鸿章的授意与保护下顺利修筑完成。铁路最初以骡马拖载，后正式改用蒸汽机车。总之，洋务事业就是在洋务派与保守派官僚的拉锯战中缓步前行的。可以说，洋务运动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保守派官僚和传统势力的掣肘。

洋务派与保守派官僚的争端，造成了清朝政府官僚群体内部的分裂。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个人遭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起初，清朝政府命郭嵩焘担任中国驻英公使。这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因此，郭嵩焘的朋友、同僚纷纷劝他推却此事以保全声名。然而他却毅然受命，不仅同乡的“湖南人至耻为伍”，京师文人甚至编了一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对此，郭嵩焘依然不为所动。

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游览各地名胜，并参观了学校、官署、监狱等，对各地的政教、军备、民俗有所了解。他将这些见闻结合自己的感受逐日记下，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到伦敦后寄回总理衙门刊印。在书中，他指出：“西洋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对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大加赞赏，对中国的现状也有批评。此书一出，立刻招致保守派官僚的猛烈抨击。大学士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王闿运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中记载道：《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修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心也”。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对郭嵩焘大加弹劾：“有二心于英国”，“大清无此臣子”。在一片谩骂声中，清朝政府下诏申斥郭嵩焘，并将《使西纪程》毁版。此后不久，郭嵩焘即被撤职归乡，在无限愤懑中度过余生。在他死后，李鸿章曾奏请清朝政府为郭嵩焘立传赐谥，竟不准行。义和团运动期间，甚至还有京官提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趋新与守旧官僚之间的争斗，竟然发展到如此程度。

洋务运动既得不到中国人的通力合作，日益险恶的外部环境也让这一事业的未来蒙上了阴影。19世纪下半叶，欧美主要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列强为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加紧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扩张，瓜分世界的争斗逐步升级。待非洲、拉丁美洲被瓜分完毕后，列强开始将目光移至亚洲，中国及其邻国再度成为侵略的主要目标。英国侵略云南、西藏，沙俄入侵新疆，法国吞并越南，趁势侵入云南、广西。正当清朝政府在沿海、内陆边疆与列强周旋、疲于奔命之时，东方近邻日本也开始大肆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转年又出兵琉球，并于1879年将其吞并。与此同时，日本还闯入朝鲜，谋求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预见了日本是中国潜在的威胁。他曾对奕等人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不料这一预言后竟应验，成为悲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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